【摘要】職業教育作為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受到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深刻影響。從時代要求上看，人口素質提升對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人口分布呈現的態勢對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提出了新挑戰；人口結構變化對職業教育服務供給產生了新需求。基于嵌入性理論視角，發現職業教育仍存在服務人口素質提升的功能未充分激發、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區域統籌協調不暢、與人口結構變化的適配性欠缺等問題。鑒于此，提出市場與技術再嵌，夯實職業教育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雙翼”；政治再嵌，暢通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區域統籌鏈路；社會再嵌，推動職業教育與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契合等實踐路徑，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人口變化；職業教育；嵌入性理論；高質量發展
【引用格式】唐瑗彬，陸英運，彭敏悅.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問題與路徑：基于嵌入性理論視角[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5（13）：50-58.
唐瑗彬，博士，廣西師范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副研究員。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當前，我國的人口規模已經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職業教育作為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是培養各類新型人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途徑，能夠將“人口紅利”轉化為“技能人才紅利”。目前，我國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體系，職業教育的發展實現從過去的“能上學”到現在的“上好學”轉變，職業教育的就業從“能就業”“好就業”到“就好業”的轉變，人民對職業教育的期待從基本需求的滿足轉向了更高質量、更公平的教育服務。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的人口數量、結構和規模經歷了深刻變化。2000—2021年，我國從老齡化社會步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據專家基于研究模型的預測分析，從2025年或2026年開始，人口總量將進入持續負增長階段，并以平均每年約0.3‰的速率下降。未來的20年，我國人口規模在經歷短期緩沖后將呈現持續遞減態勢。這種人口變遷對職業教育發展提出全新挑戰，體現在供需結構調整、跨界服務能力提升、區域協調發展等多重維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從這一視角審視，如何全面認識和把握職業教育與人口變化的關系，如何在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趨勢下轉化危機，并通過職業教育的改革來應對人口發展中的問題，是我們當下迫切需要審視和面對的時代命題。在人口變化背景下，深入剖析職業教育改革的時代要求、現實問題，進而提出實踐路徑，對于推進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
（一）技能匹配：人口素質提升對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新要求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把教育強國建設作為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工程”。這一重要論斷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職業教育肩負著重要使命。職業教育需要緊密對接國家、區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未來產業等，培養更多更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以提升人口整體素質、服務人口整體高質量發展。在新質生產力與產業變革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職業教育體系亟待實現戰略變革。一方面，新興產業的崛起促使新質技能人才培養目標升級，進而牽引職業教育專業及人才培養各關鍵環節實現循環升級和螺旋式上升。職業教育需加強與產業的深度對接，優化課程設置，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強調實踐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確保畢業生能夠快速適應崗位要求，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素質的提升，人們對自身發展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簡單技能的獲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也要從單純技能傳授轉向綜合素質培養，構建涵蓋職業道德、創新思維、團隊協作能力、跨學科知識融合等維度人才培養框架，以適應復雜多變的工作環境和產業升級的需求。因此，在人口變動格局下，職業教育如何進一步改革調整，推動我國社會發展從“數量人口紅利”向“技能人才紅利”平穩過渡，成為其當下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二）區域調配：人口分布態勢對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的新挑戰
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分布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中心城市產生“虹吸效應”，吸引更多人才、資源與產業聚集。因此，職業教育資源在城鎮發達地區與鄉村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分布也呈現出顯著的不均衡，發達地區憑借其強大的“虹吸效應”聚集了更多優質職業教育資源，而欠發達地區則面臨資源短缺和人才流失的雙重挑戰。我國的職業教育資源配置受地理、經濟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不同地區間的配置分布存在顯著差異。此外，職業教育資源供給通常基于教育規劃，而教育規劃往往會有一定的時滯性，因而會產生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資源浪費以及教育不公平加劇等問題。隨著學齡人口的快速變動，原有的教育資源布局被打破，難以滿足與學齡人口分布相適應的教育需求。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加強省級統籌，建好辦好一批縣域職教中心，重點支持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每個地（市、州、盟）原則上至少建設一所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需要的中等職業學校”的思路布局。2022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實施方案》，提出要“統籌教育發展趨勢和人口規模，推進區域職業教育資源整合、優化布局、共建共享，盤活資源，落實新增教育資源向職業教育傾斜政策，整體提高辦學實力和水平”。因此， 針對區域內部人口向城市聚集的新態勢，在職業院校類型與數量的區域布局和優質職教資源的區域均衡配置上如何做出相應調整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三）需求適配：人口結構變化對職業教育服務供給的新需求
目前，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呈現出新特點和新趨勢，引發對職業教育未來改革的諸多思考。具體表現為，一是少年兒童人口數量減少，影響職業教育系統的容量。2016年新生人口達到峰值后進入持續快速下降階段，少年兒童人口的絕對數量不斷減少。根據近幾年教育部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等職業教育的招生從2019年的600.37萬下降到2023年的454.04萬人，在校生從1576.47萬下降到1 298.46萬人，學校數量從1.01萬所減少至0.7085萬所。適齡入學人口的減少，對中等職業學校的生源構成了潛在威脅，高等職業院校也將面臨招生困難問題，導致職業院校“空心化”，繼而影響專業設置、教師的生存發展等問題。二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刺激了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再開發。通過開發和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資本，使其繼續參與社會生產、公益活動、科研工作等，來改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勞動力有效供給，進一步緩解因“人口紅利”減弱導致的生產力不足問題，并減輕人口撫養比上升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如何通過調整和改革職業教育，提升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增量和適老勞動力數量，有待進一步思考。三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正在減少，迫切需要職業教育提升存量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總人口數量的下降為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帶來挑戰，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負面影響。提高現有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質量，成為提升勞動效率、彌補其數量下降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的關鍵。為此，職業教育承擔著終身教育的功能，肩負起提升現有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勞動力素質的重任。
二、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理論框架
（一）嵌入性理論的內涵
“嵌入”這一概念最早由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他認為“經濟與其他社會制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經濟行為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波蘭尼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嵌入性”理論觀點，認為“嵌入性”是雙方或者多方主體雙向的關系互動過程，建立了“嵌入性”分析模式，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理論以及用來研究和解釋經濟問題的新框架。他強調社會對經濟行動的影響，將社會關系納入經濟行為分析當中，認為經濟活動根植于社會結構中，嵌入性可分為微觀的關系型和宏觀的結構型兩種類型。關系性嵌入型指一對一的雙邊人際關系對于個人的經濟行動與經濟行為效果的影響，引申到職業教育與培訓方面，即學習者與職業學校、行業企業、政府等相關主體的關系，受到期望、贊同和互惠等因素的影響。結構性嵌入指個體行動者所處的“網絡的整體結構”對其產生的影響，著重強調網絡的整體功能和宏觀結構，引申到職業教育領域，即職教體系與產業體系、經濟體系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受到文化與價值等因素的影響。總的來說，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的互嵌需要建立在這兩種嵌入關系之上，從關系性嵌入逐步實現結構性嵌入。
（二）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嵌入性分析框架
不同學者通過對嵌入性理論的應用與創新，形成不同的嵌入性理論框架。參考王屹、龐世俊的嵌入性理論研究，并借助吳雪萍的嵌入性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嵌入、市場嵌入、技術嵌入、政治嵌入的“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社會嵌入指職業教育與培訓作為一個動態而開放的系統以不同的模式嵌入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價值觀等社會性背景環境之中，并受之影響和作用。它既涉及由教育行政部門、職業學校、用人單位、家長等多主體構成的宏觀社會結構，也涵蓋基于人際互動形成的網絡結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社會性嵌入的邏輯旨歸是滿足社會對高質量職業教育供給的需求。通過構建完善的人才培養系統，遵循政府與市場協同分擔的原則，共同推動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同時要加強引導全社會理解職業教育的價值和功能，密切與不同層級的教育類型以及其他社會系統的互動，從而推動學習型社會和技能型社會的建設。市場嵌入是職業教育與產業、企業參與市場運行并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的相互影響和制約的關系。
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且這種關系對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職業教育與區域企業高度合作后將產生滿足區域經濟發展人才需求的良好回應。其次，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職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資源支持，如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同時，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不斷完善與產業體系的協調運行機制，通過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技術和人才支撐。技術嵌入指職業教育與企業和社會等層面在產品、服務的生產開發、設計等過程的相互依賴性。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嵌入，就要保持技術對社會的賦能與社會對技術依賴的張力，即“技術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技術化”間的張力，強調職業教育能夠充分對現代技術的賦能進行理性選擇。具體而言，職業教育要通過提高技術嵌入能力，提高技術人才在市場人才中的占比，增加知識和高技能人力資本要素積累，服務高精尖等產業發展和實現消費結構升級與服務業品質的提升。政治嵌入是職業教育所處的政治環境、政治體制、權力結構等對其發展造成的影響，主要關注政治因素對組織行為的影響路徑，對組織的經濟行為產生制約或促進作用的一些政治特征，包括制度障礙或缺失。人口變動下，職業教育的政治嵌入式發展指將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理念和區域協調發展要求融入其中并貫徹落實。這就要求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要遵循服務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服務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強化與區域治理協同的邏輯理路，統籌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濟特點和發展需求進一步優化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賦能國家戰略實施和區域經濟發展。
三、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問題
在“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背景下，經濟社會發展迫切要求通過改革來形成與人口結構、特點相配套的職業教育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當前，人口的高質量發展與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具有耦合關系，盡管職業教育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其作為一項社會服務工具來看，在人口服務體系中仍存在著一定的“脫嵌”問題。
（一）市場與技術嵌入不足：服務人口素質提升的功能未充分激發
職業教育作為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教育類型，要充分發揮與產業、市場、經濟緊密聯系的特色優勢，深度嵌入市場與技術領域，服務于勞動力人口質量的提升，為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輸送高素質技能人才。市場嵌入要求職業教育與培訓在專業設置、課程建設、教材開發等方面與產業發展相適應，知識的生產和轉化要與市場接軌，支撐區域經濟發展，即推進深度產教融合。技術性嵌入要求職業教育加強與科研的融合，通過技術研發與人才培養在內容、過程、環節上的交融貫通，培養適應產業結構和經濟轉型要求的高素質人才，即加強科教融匯。然而，當前職業教育無法及時響應經濟結構轉型對勞動力人口能力進一步提升的要求，在市場嵌入和技術嵌入方面，存在明顯的不足，歸源于產教融合尚不深入、科教融匯仍淺顯表面。在產教融合上，一是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契合度較低，專業設置滯后于勞動力的市場需求；二是教學計劃、教學內容等課程結構與職業新工種的崗位標準脫節，培養的人才未能與從事技術創新服務的高技能勞動力和低等技能服務需求的高素質勞動力需求形成有效銜接，與一線崗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畢業后的崗位勝任力不高；三是課程內容更新滯后，對新興行業所需技能、技能需求識別以及教材調整的快速響應能力不足。在科教融匯上，職業教育難以快速填補新興職業所需的技術技能勞動力人才空缺，面向行業社會所需的技術研發、技術轉化、技術改造、技術應用不夠。因此，職業教育要在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上要進一步深化市場與技術嵌入改革。
（二）政治嵌入不足：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區域統籌協調不暢
跨區域統籌優質職業教育資源是提升邊遠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質量的關鍵舉措，離不開政治層面的有力支持與政策保障。政治嵌入要求在職業教育的治理體系和機制中，發揮好政府統籌管理、市場自發運行調配的作用，通過宏觀調控助力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區域協調。但是面對人口流動和分布的現實問題，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統籌的政治嵌入明顯不足。一方面，職業學校的數量布局與區域人口分布不匹配。從人口的流向性上看，當前我國人口流動總體呈現從西向東、從北向南、從農村向城市的指向性，城市群作為職業教育空間布局優化的主場域，既有的省級和市級區域為主要規劃單元的職教育布局在現實中難以滿足新型空間經濟形態和學生個體發展需求，院校布局無法與區域城市群的形成及圈層發展相協調。隨著人口流向城市，職業學校向擁有先進產業的城市群聚集，會進一步導致城市職業學校資源緊張，農村職業學校閑置浪費，農村和偏遠地區基礎地位被弱化等問題。另一方面，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極化”限制均衡發展。從人口流速上看，省際和區域間的流動性對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格局產生了顯著影響。高流動趨勢給教育資源配置帶來了重大挑戰，即流動人口教育公平難以保障，以及優質教育資源的余缺難以有效調配。優質的職業教育資源集中在高流入的省際和區域的城鎮發達地區，進一步加劇邊疆地區教育弱勢，影響教育公平。職業教育的資源供給和制度設計，在省際和區際人口流動速度和趨勢上較難協調暢通，資源的調配僅僅通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無法有效應對上述局面。針對上述情況，政府在資源配置和區域協調上的介入和宏觀調控不足，且職業教育內部無法通過改革調適職教資源配置，進一步影響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三）社會嵌入不足：職業教育與人口結構變化的適配性欠缺
人口結構的變化加劇了人們對高質量發展的期盼，為職業教育適配未來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帶來了更大挑戰，營造更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良好社會生態十分關鍵。基于社會嵌入理論，職業教育與人口結構變化的適配性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一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導致的生源持續性減少，職業教育的教師隊伍、院校的數量等將面臨“撤、并、減、裁”局面，職業教育在技術技能培訓、社會服務等其他功能未被充分開發，職業教育的資源未進行充分整合利用。另外，受我國文化基因中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念影響，相比于求學升學的成長道路，靠技能成才的發展路徑尚未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技能型社會所需的技能型人才來源也隨之變窄。二是老齡化社會進程加快，我國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職業教育現階段匹配于老年人養老的需求尚不足。隨著適老服務行業的不斷發展，行業市場需要更多的適老服務型人才。職業教育在適老專業的設置與人才培養上，未與產業良好適配，老年大學服務人口老齡化的職能功能未被充分開發。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技能再教育培訓開發和利用率低，社會也缺少相應激勵機制和政策支持。三是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萎縮，我國人力資源結構正面臨“量減質迫”的雙重挑戰，迫切需要以職業教育為核心抓手全面提升勞動者技能素質與創新適應能力。然而，當前職業教育體系在關鍵領域的服務功能仍存在明顯滯后。在繼續教育上，存在“重學歷輕能力”傾向，針對在崗職工碎片化學習需求的微證書體系、學分銀行建設進展緩慢，未能有效激活技能勞動者的終身學習動力。在學歷提升上，學歷提升通道仍受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雙軌制”壁壘制約，技術技能人才職業發展“天花板”問題凸顯。整體而言，職業教育的社會嵌入功能不足，無法很好地滿足社會發展所需。
四、人口變化背景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
實現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需從審視“脫嵌”問題出發，遵循由微觀到宏觀的實踐進路。微觀層面上，從市場嵌入、技術嵌入和政治嵌入手，滿足多元利益主體的期待，實現互利互惠的關系嵌入；宏觀層面上，強化社會嵌入，構建更加完備開放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推進學習型社會和技能型社會建設。
（一）市場與技術再嵌：夯實職業教育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雙翼”
從職業教育改革的邏輯上看，職業教育要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就要增強在地化發展，提高技能人才培養與地方經濟結合的緊密度、與行業企業發展需求的適配度，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黏合在一起。建強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這“兩翼”，既是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載體，也是實現在地化發展的重要路徑。因此，職業教育與培訓通過市場與技術的嵌入，不斷深化各類主體深度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推動人口質量和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更好地服務產業和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
首先，夯實市域產教聯合體。市域產教融合共同體涉及的要素多、覆蓋面廣，包括市域政府、職業學校、產業園區、企業等多元主體。市場再嵌要求以市場機制重構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的動態適配關系，通過市場再嵌重構多元主體價值交換網絡，推動市域產教聯合體從“形式融合”的表面融合轉向“價值共生”深度融合。一是市域政府要完善市場規則與政策牽引。建立“產業需求清單——職教供給清單”動態匹配機制，在用地傾斜、財政補貼與信貸優惠方面等方面，通過政策工具激勵企業深度參與產教融合。二是職業院校要構建需求響應的專業“供給鏈”和人才“供應鏈”。緊密對接產業園區用工需求，推行“專業群+產業鏈”集群化發展模式，推動“行業標準入課程、企業項目入課堂”，聯合龍頭企業開發模塊化課程包與崗位能力認證體系，精準培養出崗位所需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三是產業園區要打造產教協同運營“神經樞紐”。建設實體化產教融合運營中心，構建園區內實訓設備共享平臺，引入市場化第三方機構集成技術研發、人才孵化等服務，推動校企協同創新。四是企業要深化能力共建的“利益閉環”。在政府稅收抵免等政策驅動下，協同園區和職業院校共建實訓基地，更加深入參與人才引育和勞動力用人用工上，形成“用人即投資”的市場化回饋路徑。
其次，夯實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的建設需以技術創新研發與轉化應用為核心紐帶，通過技術要素在研發、教育、應用環節的深度嵌入與循環增值，可推動行業產教共同體從“技術適配”向“技術共生”演進，為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具有技術創新迭代能力的新型復合型人才。一是由行業協會牽頭，聯合龍頭企業制定“技術研發—教學標準”雙向映射體系，將新技術規范、工藝標準實時轉化為職業院校課程模塊與實訓項目。職業院校和科研機構要更新合作理念，強調行業企業的主體地位，創新“教育服務產品化”機制，面向中小企業提供定制化技術培訓包，形成市場化技術服務能力。二是在重點行業設立“產教聯合技術中心”，推行“企業出題、院校解題”的協同研發模式。將企業技術攻關項目拆解為教學案例庫，鼓勵師生參與研發全流程，并形成專利池共享機制，平衡職業院校和企業在技術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利益分配，激活技術反哺教育的可持續動力。三是搭建技術應用推廣網絡，通過建設行業級技術應用示范基地，形成“研發端—教學端—生產端”技術擴散鏈條。推行“技術特派員”制度，選拔院校教師與企業工程師組建流動服務團隊。面向中小企業開展技術推廣與工藝改造服務，同步收集產業技術需求反哺教學改革，在提高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同時，滿足行業發展人才需求，推動行業技術的突破與推廣。
（二）政治再嵌：暢通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區域統籌鏈路
應對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區域統籌失衡的問題，本質是推動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新型城鎮化發展相適配。受人口空間重構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職業教育資源區域統籌改革需要突破傳統治理范式。需要通過政治再嵌重構職業教育的治理體系，實現職業教育資源與人口流動發展動態均衡。政治再嵌就是要重塑國家、市場、社會的價值認同網絡，進行制度層面的安排破解資源配置問題。因此，必須構建國家主導—區域協同—動態適配的三維治理體系，以建立優質職教資源統籌的治理新制度安排，進而提升資源統籌的合理性。
首先，要強化國家層面的頂層規劃設計與制度保障。在具體制度層面，一是根據人口發展變化帶來的問題，制定職業教育資源區域協調發展規劃，明確各級地方的統籌協調職責效力與跨省域跨區域協調機制效力，統籌協調跨區域資源均衡。二是通過制度安排，形成“制度保障—機制創新—技術賦權”的一體化治理體系，聯合研制城市群職教資源配置模型以及人口發展趨勢預測與預警職業教育資源需求的模型，輔助宏觀決策制定。
其次，建立跨區域協同治理的機制保障。建立跨地域職業職教聯盟治理體系，組建區域職業教育職教聯盟，試點建設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示范區。如在京津冀、長三角國家級城市群率先打造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示范區，通過“規劃共編、資源共享、專業共建”的協作機制，在聯盟內實施“飛地辦學”或者“托管辦學”的合作形式，實現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共同分享與流動。與此同時，建立省際職業教育資源“余缺調劑、動態補償”流通機制，對閑置資源可實行跨區域調配使用，可實施跨省之間建立對口支援，建立“東—中—西”與“城—鄉”職業教育結對幫扶機制。
最后，創新動態適配的資源調配新模式，建立人口流動與職教資源適配的動態調整機制。建立“人口流動趨勢—產業需求變化—教育資源供給”的三維預測模型，如建立以五年為周期的動態調節制度，按人口變化調節辦學規模和設置專業。針對服務人口較少的同類職業學校，可采取集團化辦學的方式，進行區域整并，規模小的縣屬中等職業學校予以轉產或者撤銷，或者并入市屬中等職業學校進行整合，優化調整片區內中等職業教育存量資源配置和增量資源配置。同時，重視脫貧地區、偏遠地區教育資源投入供給，推動區域內優質資源下沉，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資源下沉到縣域，保證流動人口、偏遠地區學生成人成才，同等享受教育機會，享受更高品質的教育服務。
（三）社會再嵌：推動職業教育與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契合
職業教育的社會嵌入性要求其深度融入社會結構網絡，形成與人口結構動態適配的生態系統。面對人口結構變化的社會變遷，需通過社會再嵌重構職業教育的社會關系網絡，構建覆蓋職業啟蒙教育、老年教育、職業培訓等學習型、技能型現代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
首先，重構教育生態系統，激活職業教育嵌入效能。職業教育要充分發揮其靈活的跨界服務職能，開展跨界教育培訓與服務，開展職業啟蒙教育和STEAM教育。學齡人口減少和人口少子化雙重趨勢下，我國技能型人才來源減少，需要職業教育協調基礎教育在幼、小、中學階段在學生的成長早期階段開展職業啟蒙教育，在中小學開設“職業體驗中心”，開發職業啟蒙課程庫，構建“小學認知—中學體驗—大學深化”的全程職業認知體系，引導學生盡早建立起職業基本認知，幫助家長理解技能型人才成長規律，為將來的職業選擇做鋪墊。此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區的上千所中小學的已有實踐證明，STEAM教育作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一種重要教育理念，對時代所需的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大有裨益。職業教育可以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在課程體系融合、實踐教學合作上重點與基礎教育協同服務，通過開發與基礎教育階段相銜接的跨學科課程，利用自身的實訓基地和實驗室，為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提供實踐教學場所，服務學生個體綜合素質發展成長，改善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知偏見。
其次，構建終身教育網絡，搭建終身學習的平臺。一方面，強化公眾提升對老齡化社會的認識，出臺相關扶持養老行業和養老專業的政策和措施，培養尊重老年人的價值觀，重視老年職業教育和終身學習。另一方面，鼓勵各類職業院校聯合現有社區教育機構、縣級職教中心以及社區文化活動中心、農村老年活動中心等資源，利用場地閑置時段開展低齡老年職業教育、在職在崗勞動力職業教育，提升現有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在技能培訓方面，如利用數字化技術開發適合中老年人口的在線培訓課程，開發適老化數字學習平臺與移動教學終端，幫助老齡人口跨越“數字鴻溝”、增強數字勝任力等。在學歷提升方面，如加強學分銀行建設，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個性化學習推薦，構建“一人一策”的終身學習檔案系統，創立“個性推送→學習空間→學分轉換→精準就業”的多維資源應用模式，為勞動者和學生的學歷提升提供更靈活的學習路徑和資源支持。在失業再就業方面，建立失業保險金與職業培訓聯動機制，實施“培訓券+崗位適配”精準幫扶，為老年人提供個性化服務；鼓勵企業與養老機構聯合開設實踐崗位，推行“銀發學徒制”，構建“學習—實踐—認證—就業”閉環，為老年人創造更好的就業條件和保障，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最后，重塑特殊弱勢群體支持系統，促進人力資源的補給再生。將服務對象拓展到農民、下崗職工、退伍軍人、殘疾人口、流動人口等群體的職業培訓，以彌補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源短缺。如農村人力資本提升計劃，通過校社合作培養新型職業農民、致富帶頭人等；通過校村合作送教下鄉、送課入戶等，有效促進技術技能人才質量提升的供需對接；開發殘疾人職業能力數字畫像系統，構建“輔助技術適配—職業能力評估—庇護性就業”支持鏈，幫助他們更好地就業；暢通流動人口職業發展通道，開發農民工“工間微課”學習平臺，將零散工時轉化為技能積累，實現務工流動與能力提升同步。
人口變化新常態下，嵌入性理論框架為我們審視職業教育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視角。市場與技術嵌入、政治嵌入和社會嵌入的不足制約了其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夯實“兩翼”、暢通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區域統籌鏈路及重構職業教育的社會關系網絡體系的路徑，有利于進一步提升職業教育對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未來，職業教育應強化與經濟社會的深度嵌入，構建更加靈活、包容、完善、開放的職業教育體系。一方面，職業教育可以深入探索自身的功能邊界，開展跨國培養培訓，在服務我國文化傳播的同時，將我國成熟的職業教育體系與標準輸出，造福合作國家職業教育的發展。另一方面，職業教育應進一步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職業教育服務供給的新需求，如少子化背景下的職業啟蒙教育等。通過加強國際合作與比較研究，借鑒先進經驗，不斷促進自身高質量發展。
